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潮。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阳（河南洛阳）人。苏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入小人系统，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对新党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斗中失败了的旧党。

一○九三年，旧党护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经十八岁的皇帝赵煦对这位干涉国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母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党领袖章，恢复新法，贬窜旧党——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党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