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百川严肃而坦诚地对史方明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内参的事已经通过省委宣传部给新华社打过电话，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和记者站的那位记者沟通过了，稿件已经撤了下来。但这件事的复杂性和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据那个记者讲，他虽不是受人之托，但却有人主动向他提供情况。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足球的事，我认为球迷闹事与下岗职工请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工人下岗的事在没办足球前就存在了，并非足球之过。所以足球风波和下岗工人静坐请愿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群众对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及对分配不公所做出的反应。这些年来，处在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转型期里的我们，为了提速经济发展，注意力都偏重到效率和激励机制上了，而对公平和公正却忽视了。再一点就是人为因素，年底政府换届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活动期，一些人总要借助可以利用的事端进行非组织活动，因此不排除政府中的人，甚至我们班子中的人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唯恐天下不乱。”
听程书记说到这里，史方明很感动，他顺便把广告代理的事讲了一下。
程书记说：“关于这件事纪委了解过了，与你和商信没有关系。但足球风波你要记取教训。你不应该亲自到酒厂的董事会去游说，这样做就给人留下口实，说你强加于人也好、变向摊派也好都不为过。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社会转型阶段，企业有求于政府的方面还很多，即使在改制后，酒厂也不敢驳市长的面子，虽说是决定权在董事会，但出了问题，却可以往你身上一推了之。”
程书记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像是对史方明也像是对自己说：“我们还真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在计划体制下垂直领导惯了，再加上当领导的时间一长，养成了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不爱听不同意见的毛病，我们如果被这种惯性裹挟下去，不但好心办不成好事，而且会给企业，甚至整个大鸟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接着程百川话题一转，十分气愤地说：“上次歌厅小姐的事我要求公安局认真查一查，是不是有人指使她干的一开始回话说是认错人了，再往下查又说找不到人了。为这事我严肃批评了公安局，像这样的事都可以稀里糊涂不了了之的话，我们还怎么干工作大鸟的风气将会变成什么样这件事刚过，就又有人告你广告代理的事。这种事，你不查就会助长歪风邪气，可你要调查起来空口无凭很难对证。所以，我看是有人故意用这种手段抢在换届前把水搅混。这场斗争，从我们打击赌博就开始激化了，毕竟是切身利益之争嘛我也想好了，虽然离退休不到半年，我也要在位一天就跟他们斗一天”讲到这里，程书记又将话锋一转，面带微笑地嘱咐史方明：“回家可不能跟商丽再吵了，吵翻了还得我跟你黄姐去劝，又给我添麻烦。另外这件事的起因不在商丽，如果你不当市长，不搞足球，也就不会有这些事嘛”
史方明点了两下头，说：“今天你不找我，我也准备找你汇报一件事。据司法报记者萧宁反映，那个黑哨裁判在她采访前良心发现，主动将受贿的30万元钱全部退给了足协。由于足协与这个裁判有约在先，所以没有公开报道此事。萧宁了解到，向这个裁判行贿30万的就是大鸟当地的赌球庄家，这个庄家十有八九和鱼盘街一带的赌球团伙有关，所以我觉得引发球迷闹事的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这帮赌球团伙”
程百川说：“我找你的第二件事正要是研究一下打赌问题。我想咱俩碰头后，就通知公安局长们来研究一下，你看怎么样”史方明表示同意。
很快，公安局长们来到了市府会议室，程百川和史方明先听取了公安局长陈明理关于打击赌球方面的情况汇报。陈明理说：“在鱼盘街端掉”万盈“后，我们把重点转向了对足球从业者的调查。据我们了解，大鸟队的球员确实有参与赌球的。但我们在取证时遇到了困难。俱乐部对球员赌球非常气愤，也大体知道哪几个人赌球，但让他们协同配合时又顾虑重重。他们一怕媒体嚗光后，把队伍搞垮了，把主场观众气跑了；二怕拿不到真凭实据，原告成了被告，杀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从侦查情况看，打击赌球也比打击其他赌博活动要难很多，因为赌球并非聚赌，赌球者与庄家代理都是单线联系，现金交割不在现场，庄家也不留字据，这就给抓捕前的取证造成困难，弄不好就会打草惊蛇。打万盈就是个例子。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行动还成熟，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要动就一网打尽。”
史方明不同意陈明理的看法。他说：“我们在大鸟这样一个毗邻港澳的特殊地方打赌，不要指望一网打尽，一劳永逸，要准备打持久战。侦破赌球虽有难度，但与那些高智能犯罪的案例相比，还是要容易一些。如果我们明明已经看到了鱼盘街赌球成风还等下去，就会使群众误认为我们在纵容赌球，至少也是麻木无能和决心不大，庄家和赌徒会更加有恃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