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钱为什么不能是他自己挣的？

难道家里面差钱了吗？”

乔木虽然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同样也觉得一个孩子偷一万多块钱的可能性一样不是很大。

“不是，妈，咱能现实点吗？

他一个屁大点孩子，一个刚上初二，还没成年的孩子去哪挣钱？

就是去打工也得有人要啊！

虽然不知道他钱哪来的，但肯定不是什么正经途径来的，您就不要再维护他了，您维护他有用吗？

人警察会听您瞎说吗？

您就安生点吧。

我这日子也不好过，您要是再继续折腾，到时候就别怪我把您送到老二家了，老二媳妇是个什么德性，你也应该知道，到他们家，您日子更难过，孩子的事您就别瞎管了，我们做亲生父母的还能害他。

就这样吧，您再歇会。

待会一起吃午饭。”

正是因为家里不差钱，所以贺霖才更不知道他儿子买电脑的钱到底是从哪来的，电脑虽然已经被他退了，但是退来的钱他是一分都没敢用，生怕别人家通过警察找来。

家里没那么多钱补偿人家。

说完这些话，贺霖就立刻转身出去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已经决定了，要是他妈再继续折腾下去，那就把他妈送到他二弟家。

反正理论上，就应该他跟他二弟轮流照顾他妈，他妈都已经在他家待三五年下来了，老二是一分钱都没有出，就算送过去他也占理。

乔木没再继续跟他争辩，倒不是怕，主要是乔木同样也在沉思。

并且顺带着梳理原身记忆。

现在这情况明显跟原身说的有一些差别，这也说明原身了解的情况是相当片面的，不能当做事实来看，只能作为一个辅佐性资料看。

具体情况还得她自己调查。

从原身记忆来看，她们家各方面都很普通，原身跟她丈夫就是普通的农民，总共生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分别是贺霖和贺寿，女儿叫做贺毓，三个儿女的名字都不是他们自己起的，都是请村里的文化人老舅公帮忙取的，花了三块钱呢。

因为原身跟她丈夫两个人都是农民，一来没什么钱，二来也没什么文化，所以对子女的教育并不怎么上心，大儿子贺霖只念了个小学毕业就做木匠学徒去了，二儿子也一个样，小学毕业就学技术去了。

至于三女儿。

原身夫妻因为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所以对三女儿也没什么重男轻女，该给的都有给，念书也有给她交学费让她念，可是三女儿的的确确是榆木脑袋，二年级愣是留级留了三年，最后自己都不乐意去了。

当时原身就是想着反正是个女儿，要是能念当然是让她念，可是现在明显念不下去，所以索性就让她女儿回家学了点女工厨艺啥的。

准备到年纪嫁出去就是了。

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干的。

当女儿到了年纪就帮忙相亲。

把女儿嫁了出去。

三个孩子都没什么文化，自然也很难有什么出息，无非就是打工和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生活虽然饿不死，但也不富裕，反正就是到了年纪相亲结婚，然后打工养孩子。

原身丈夫因为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九岁就成了孤儿，是吃公社饭好不容易长大的，所以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再加上后来养儿育女也比较费心，下了不少苦功夫。

在种田之余还到处扛大包。

帮人家打工。

所以，五十多岁身体就垮了。

六十刚过没多久便去世了。

本来以他们家的生活水准，再配合后来的房价，是很难买房的。

就是贷款都很难买得起。

不过他们家运气不错。

正好碰上了拆迁。

一套大房子拆出了四套，其中两套大的归两个儿子，两套小的一套归原身，还有一套归原身女儿。

当然了，房子面积是不够的。

所以需要补不少钱。

其他人是各出各的，只有原身那套小房子需要补的钱由她两个儿子出，一人出一半，相对应的就是等原身死了之后，原身的房子也得归她的两个儿子，这一点是他们拆迁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的事情。

为了这，原身两个儿子还欠了不少债，这才把需要的钱款补上。

想想看，拆迁都这样了。

不拆迁到哪指望买得起房。

等回迁楼建好了，大家都搬进去之后，原身的大儿子就表示不放心原身一个人在家住，所以特地把原身接了过去，而原身手里的房子则是租了出去，每个月八百块钱。

这笔钱都握在原身手里。

也是原身的主要经济来源。

至于其他经济来源。

有当初田被征收了之后的补偿款，还有到了年纪后发的养老金。

虽然不多，但每年也有几百。

除此之外，原身还会去家里剩下的地里面稍微种点菜，拿出去卖卖，每次也能收入个十几二十块。

总之原身收入很少。

每月平均下来也就一千多块。

加上最初的田地补偿款，那原身手里的总存款也只有两万多块。

不到三万。

原身在大儿子家住下来后，平日里其实也没什么事，最多也就是偶尔打扫一下卫生，或者儿媳妇突然加班，由她临时做一两顿饭，其他事是没有的，所以日子过得其实还算自在，跟儿媳妇的一点口角也并不算太大，还能彼此和平相处。

平时闲暇就下楼跟邻居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