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蹂躏诺曼王国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到1043年，它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

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东部和中部的巴塞罗那、阿拉贡、纳瓦拉和卡斯提尔为祸尤烈，仅在巴塞罗那，就死了30000多人。而威名显赫的阿拉贡国王拉米洛.希梅纳也死于瘟疫。

西北路：经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从诺曼王国南下进入法兰西北部和中部核心地带，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最为严重的是布鲁日直接死亡了超过一半的人口，加上逃散的居民，还留在城中的不超过六千人。

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1000人，明斯特死了10000人，美因茨死了5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更可怕的是，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竟越来越快。到1043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

不过到1044年春天，黑死病又突然从诺曼王国的加莱地区进入英格兰王国的肯特郡。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并企图封锁肯特郡和周边地区。

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到5月份，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3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

当1046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这远远高于它们在百年来维京人入侵英格兰战争中的总损失。

一向安全的北欧也不例外，1045年5月，一艘英格兰的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挪威王国、瑞典和丹麦，随后散布到了欧洲东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甚至欧洲最东端的诺夫哥罗德大公国也遭到了袭击。

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关于这种残酷的现象，数字是触目心惊的证据。在法国马赛，有48000人死于瘟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9名医生只有一位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6000所住宅被瘟疫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384份遗嘱，比瘟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

1044年底，黑死病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腹地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826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

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

经过一系列瘟疫的打击，欧洲的人口大量死亡。至于具体死亡数字，因为缺乏准确的统计而无法计算，但就法兰西玩过的情况看，欧洲人口被黑死病吞噬了近三分之一，至少有千万人以上的规模。而即使在11世纪以后的300年间，黑死病也一直没有绝迹，其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贸易停滞、通货膨胀、日用品价格暴涨，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诺曼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两国不得不于1044年初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西班牙和英格兰的盟友也被黑死病祸害的不轻，这仗根本没办法打下去。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亦随着这场瘟疫发生了变化。

在中世纪，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通常，茅屋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养牲畜；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

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每个茅屋旁边都有半英亩自留地，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人和牲畜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主宰者他们的命运。

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诺曼底尤为明显。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