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都答应了也不合理，最先答应的，是祝英台和梁山伯，马文才那时正在布局和沈家翻脸之事，还要安排一行人的琐事，实在没心思和他们一起去玩什么“办官差”的家家酒。

但很快的，祝英台和梁山伯就架不住了。

他们两个，能力是有的。

祝英台和梁山伯都有别人不能比的长处。

露田是野田，并未分割过，自然也就没有田陌，将一片野地按照面积分割成多少分授下去说起来容易，可既然是不规整的土地，也就不是横平竖直，这样的差事就算是老吏都觉得头疼，但祝英台是谁？让人把那地形和尺寸按照实际量了，再按比例画了一张图，没有片刻，就割出了需要分割的土地来。

就这一手，就足以让曲阿县衙上下的人都啧啧称奇，就连祝英台自己原本觉得“几何”这玩意儿学了没啥实际用途的，此时都有点感觉到为什么有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来。

但六百多名流民里，只有七成是男人，还有三成是妇人和不到十四岁的孩子，妇人和小孩授的田又不一样，有些是一家子人，加上看着图纸分当然是公平，可地也有能种不能种的，那得了分法的官吏拿着图纸往实际的地方一比，好家伙，这家地里全是石头，那家地下低洼积水，分了肯定是要上告的。

这一来一回，再重新去其他露田“割地”重分，又是一堆忙乱。

如果换了个不负责的县令或分配之人，分了就分了，至少站得住脚，你家地里有石或是不易灌溉，那是你自己运道不好，怪不得他们不公平。

偏偏这些流民都是受尽了苦难的苦人，大多也是不想再回乡的，这些露田就是他们以后安身立命的根本，无论是姜县令也好，还是祝英台也罢，都不愿随便敷衍了，只能把自己累成狗，继续来。

再说梁山伯。

梁山伯算是吏门出身，愿意帮姜县令，一方面是心善，一方面也不乏趁机提早锻炼下自己为官能力的意思，若他是个糊涂虫也就算了，就依样画葫芦按照流民的叙述记，再誊录黄籍，原也不算什么累死人的差事。

怪就怪他太过心细如发，这一和流民接触，立刻就察觉了许多不对。

这些流民的原籍并没有撤销，只是因为大水冲毁了一切不能回乡，现在是慌乱的时候，但等安定下来，姜县令必定是要将这些人的籍贯出身发回原籍核对的，以防有人有罪人蒙混。

这六百多流民里，一听说可以授田，有的七八岁的硬说自己有十四岁了，有女人男扮女装的，还有明明过了可以服徭役的年纪却说自己不过三四十岁的，除此之外，对自己姓名支支吾吾、说不出原籍之地的，对家中其他人的情况一问三不知的，也比比皆是。

所以梁山伯这差事办的，最是糟心。每每他看见别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又不能不拆穿，一拆穿，别人看他面浅又不像是个当官的，客气点的就骂上几句，不客气的就直接上来动手。

梁山伯不过记了一天，身边护卫的衙役从两个变成了四个，又变成了六个，就连有些衙役都看不过去，让梁山伯别那么认真，左右就是得罪人的事，露田不过是些闲田，分了就分了。

但梁山伯知道这件事是姜县令瞒着上面冒着吃干系的风险做的，露田说到底是梁国公田，能够授田的田，日后也是要报于户部有专人来核对的，若有冒名领用或是没到年纪领了，到时候却不按年纪交足租庸的，倒霉的只会是姜县令。

这些百姓可不会因为这时候得了他的恩惠，就让自己吃亏，到时候反倒会倒打一耙，说成是自己“愚昧”，全凭上官分配。

梁山伯小时候在家里，也不知见过多少“刁民”在得了父亲的恩惠之后，突然又翻脸不认人的，他不是不相信这些人，而是不愿意寒了别人一片行善之心，既然姜县令将这件事请了自己来办，自己就不能给别人添了麻烦。

但他毕竟还年轻，这些一路从北方逃难下来的，哪一个不是经过大风大浪、泼辣又厉害的，有的甚至还报着能安定下来后把别处逃难的家人接来一起的，所以甚至有人在登记过后，又换了衣服给自己胡乱添些特征，再以兄弟或其他亲人的名义再来领一次。

梁山伯天天帮着记录累的头都抬不起来，自然不能一一分辨别人的相貌，但他知道之前姜县令派人一一去排查过，流民只有六百余名，可这一登记登记了上千了，眼看着每天还有人来，这再看不出来其中有问题，他就白活了这么多年。

于是梁山伯和姜县令商议了过后，决定在授田入籍之前要把人都叫来，看到实人才授田，“代役”的事情也一样，那些替人分担徭役赚钱的壮丁，也必须一一得了官府的手令才能接差事。

这一下就炸了锅，本来就没那么多人，何况总还有冒名顶替或其中却有问题的，根本就弹压不住，原本还“感恩戴德”把他们当成活菩萨的流民们，一夜之间似乎都把他们当成了断人活路的丧门星，大有要围衙闹事的意思。

无论是梁山伯也好、祝英台也好，都是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的，他们一心一意来帮姜县令的忙，本心无非就是看这些流民可怜，既然在这里待着也是待着，能帮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举手之劳，可猛一下却变成这样的局面，顿时有些灰心丧气，一点干活的干劲都没有了。

他们揽这个事的时候，马文才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