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自己是为了一点不足为外人道地心思，利用了苗逵，杨凌心下有点惭然：他信中前边讲了这么多能够全歼白衣余孽可能，以苗逵急于立下大功，挽回过失的急切心理，后边轻描淡写地那些什么注意北边防线、预留机动、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纵览全局、勿留破绽的套话。他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可是有这些话在，白纸黑字的证据在那儿，苗逵想攀自己下水，那就绝无可能。否则别看平时两人是同进同退的，现在苗逵接连失利，圣心必然大怒，红娘子只要一过河，苗逵保证毫不犹豫，立即进京摘清责任，把所有的罪责全都推到他杨凌的身上。

在杨凌的庞大势力圈子里，谁是依附、谁是合作，谁是心腹、谁是同盟，谁能生死与共，谁是有利则合无利则去。他还是心中有数的。

杨凌陪着苗逵到了路旁一棵树下，二人在探出泥土青草的一块椭圆形石块上坐下，杨凌仔细了解了红娘子一路人马声东击西，逃入太行的经过，然后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一本正经地道：“苗公公，白衣匪不同于普通的山贼，他们是造朝廷的反的。如今逃回河北，遁入群山之中，谁敢保证他们不会东山再起继续作乱？所以，这匪，还是要剿的”。

苗逵一听嘴唇直哆嗦，他何尝不知道造反的乱匪一定要扫，必须斩尽杀绝。可他管着西厂和御马监呢，皇上缺钱的事他比谁都清楚。进太行山剿匪？说说容易，可是难道能插上翅膀飞进去呀？

那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纵横交错的沟壑山峦，扔进去十万大军连个响儿都听不着，就算粮饷充足，不花上三年两年的功夫也休想剿清了。何况现在朝廷哪经得起那么折腾？

要不是他在长江北岸消极备战，对集中船只看管，以长江为天堑阻止白衣军逃逸的军事安排没当回事，让潜伏下来准备接应的白衣匪轻易得手，他也不会急于扳回一局，明明兵力已经取得绝对优势，但是为了一举全歼，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把军队抽调的后方一空，如今可怎么办？

杨凌见他凄凄惶惶的，便笑了笑道：“公公是一路追着我来的？”

“啊？喔，不是，咱家领兵追回河北，听说国公正取道反京，偏那红娘子又遁入深山不出，一时也奈何她不得，这才飞马赶来，向国公讨个对策。不瞒国公，咱家心中着急呀，我地大队人马都被我扔在后边了，就怕追不上你”。

杨凌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此事……已经禀明圣上了？”

苗逵听了摆出一副苦瓜脸，使劲儿摇了摇头。他哪敢呐，漫说禀报皇上，就说杨凌吧，明明是杨凌提出重点关注西线的，信物现在还在他手里呢，他都不敢撕破脸皮撇清责任，什么叫重点？重点不是叫你孤注一掷，而且红娘子也确实去了，那就推论没错。

至于她临时改了主意，那是你调兵遣将给了她可乘之机，当时你在总督河南道兵马，关人家大江东边的威国公什么事？

杨凌呵呵一笑，说道：“还没禀明皇上？嗯，那就好！苗公公，其实你也知道，白衣军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不能算是白衣军了，红娘子领军，而且只有区区五千人马，返回已经不利于她们发展的北方，根本就是胸无大志，重做山贼去了，所以只要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纵敌逃逸之罪，她们安份地呆在山里边，不出来闹事，渐渐的事情也就淡下来了。

你看，他们过江的约五千多人，加上事先潜伏在山中的约一千人，这里就有一些重要首领的家眷。红娘子的崔家老寨，其实早就变成了驻扎在深山里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寨，男女老幼非常多，这些人在他们起兵时并不见踪影，这么多家眷必然是留在太行山脉中藏身。红娘子去寻他们，带了一个大拖累，还能闹得起事来吗？”

苗逵连连点头，又迫不及待地问道：“可是，眼前咱家指挥不利，使红娘子轻易逃遁，皇上追究起来，咱家该如何是好？”

杨凌诧异地道：“纵敌逃逸？此话从何说起？响马盗贼心不死，意欲潜入关中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公公料敌机先，集结重兵挫败他们的阴谋，迫使贼众被迫放弃大计，逃入山中困厄难出。这怎么是指挥不利呢？”

“啊？”苗逵张口结舌，脸皮子跟抽筋似的抽抽了半天，才吭哧憋肚地道：“这……这……啊！是……这样吗？？”

杨凌抬头望着婆挲的树影和叶间斑斓的阳光，悠悠地道：“在一个遥远的朝代，曾有几位士子大肆抨击朝廷弊政，地方大员因这些人名气甚大，不知该如何处理，便上奏天子。皇帝震怒，他下了一道口谕，只有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恕’，苗公公，如果你是那位接旨的地方大员，你会怎么做？”

苗逵莫名其妙。不知他为何忽地提起一件毫不相干的佚事，但仍谨慎答道：“从这语气，上意分明是要严惩，如果咱们是地方镇守，自然要将这些不识相的士子砍头，顶多大方一点，容他家眷收敛，不悬尸示众罢了”。

杨凌笑笑，伸手折断一朵淡黄色的野雏菊，凑到鼻端嗅着，说道：“那传口谕的人心有不忍，传达上谕时就动了点手脚，结果救了那几个士子性命”。

苗逵惊诧地道：“传达上谕，故意稍作修饰缓和，以曲上意，其实乃是内臣常事，但这道上谕仅有区区八个字，如何能动得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