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政治魔鬼邀我入伙  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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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有些人和事的同情是出于无奈,因为,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中被特殊的意识所挟持,实际上一种对自由的禁锢,锁链和锁链相互缠绕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思想的桎梏却是来自一种意识对另一种意识的侵犯,比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斗争,那便是剥夺人思想自由的一个较为长期的束缚期,一类人对一些人主观地下着定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等,这些被定义的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被打倒了;而那些给人下定义的人的思想却被一种意识牢笼了,他们不让别人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按另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机械地思想,换言之他们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我的母校,我最后接受课本知识的地方,也曾是我生长过的地方,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挨整下放到干校,我被送到了舅舅家,在这所停了课的大学里生活了两年。

那时,学校属于半瘫痪状态,有的只是工农兵学员和亚非拉社会主义亲善国的留学生,越南的留学生特别多,那些戴着斗笠的皮肤黝黑的越南人,无论什么季节脚上都穿着呱嗒板,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滑稽,头上戴斗笠,脚下呱嗒板,身上穿棉袍,他们总找我们这些说普通话的孩子,夏天拿釉子逗我们说话:“小绷(朋)有,里(你)好!”,我总是挥挥手:“你好!”,他们穷追着:“请再说?”,我便不断地重复着,直到他们把釉子硬塞在我怀里,但到了家,舅舅便教训到:“怎么能随便要人家外国人的东西呢?”,我解释着:“我教他们普通话,他们硬给的。”,舅舅换了口气:“哦,是换的,那就多教他们,但最好别接受东西。”,舅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是个很懂礼数的人。想起8o年代初的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无法和我所见到的越南人联系到一起,也许战争中的他们才体现出他们真实的本质,我记得有一句话:帝国主义,你不打,他不倒。我们帮助越南打走了美国佬,可长期被法国佬奴役的高棉人又反过来打我们,中国用精良的大米和无偿的劳工支援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对我们挑衅,实际上我们演了一出现代的《东郭先生和狼》。

那时,我们学校最出名的不是现在的考古系,而是被称作“红楼”的政治系,现在叫哲学系。红楼的大概含义便是又红有专,主要内容是马列研究,爸爸曾在那里给大学学员讲过政治经济学,现在叫科学社会主义。那是第二年的夏天,我在楼道里等爸爸下课,满耳朵都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相对论、科学与实践、矛盾论、相对论等等,不久,下课了,那个教授模样的被管教分子悄悄到爸爸跟前:“盛老师,不敢再讲黑格尔了,当心说你右倾?”,爸爸笑了:“也看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便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的老师,更是的老师,这有什么?我们头顶的白天,晚上美国人也用来照亮,难道要用红布遮住?可笑!”,那位教授说:“那些红卫兵一听到外国名字,便认为是修正主义。”,爸爸很无奈:“真是无知!列宁、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外国人吗?”。这给我幼小的头脑中种下了一个探究事物根源的种子,当我上小学时,看到《列宁哲学笔记》时,曾记住了许多俄国(那时叫苏联)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万尼奇、伊万.伊万诺夫那,列宁的夫人叫那康克鲁普斯卡娅……这些来自红色政权国家的名字,都是外国人的代表符号,可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外国人都打上特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烙印,实际是因为他们的无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怀念那个疯狂的“主义”时代,我们曾用了几十年在探讨主义,在给各种意识形态下定义,而人家一直在搞经济建设,结果是我们的主义被否定,而我们的经济落后了人家一大截,试问:主义能当饭吃吗?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初级阶段是较为客观的,而他更为正确地更正人们要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国民经济建设上,这却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我被爸爸送到了舅舅家,然后,他便又回到干校去了。正因为爸爸在红楼里讲过课,我便特别喜欢到它前面的广场上玩,广场的正中心是一个三层台阶,每一层都开阔有观礼台,最中央也就是最上上面是全身塑像,老人家每天早上都要接受红卫兵们的忠字舞敬拜,风吹雨淋的,很是辛苦,但到了傍晚红卫兵们还不让消停,他们要在广场上练习打腰鼓,到了哪条最高指示表了,这里更是锣鼓宣天,口号声声震耳欲聋。身后的校礼堂里还要进行专题演出,那是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个完全的中国式革命时代,不管你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政治运动的浪潮什么时候都使人们充满革命斗志。可是和谁斗呢?与天斗,天要下雨无法制止;与地斗,地震来了都得逃生;与人都,两败俱伤。在各种斗争中仿佛有什么乐趣,但其实质精神空虚的泄和对贫穷导致的疯狂,问什么现在会出那么多贪官污吏?也有主义在他们头上戴着:拜金主义。《圣经》上说,拜金钱就和拜偶像一样。两者的结果都是丧失正常的良知。

在没有政治学习的时候,即使是白天,红楼里也是静悄悄的,孩子们没人敢进去,我问表弟:“为什么不到这里去玩玩?”,表弟胆怯地告诉我:“红楼里死过许多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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