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第一个开创，是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乡六个，每乡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他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世界历史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实行四民分业，是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但是儒家在继承了管仲的四民分业后却认为这存在尊卑，可悲可叹，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管仲的第二个开创，是“贸易自由”。

管仲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对内，管仲取消了过路税，只在出售的时候征收一次税赋对外，空车来的不征税，徒步背东西来的不征税，甚至驾车来的商人还可以免费享受伙食。

此外，齐国几次会盟诸侯，都会与各国达成关税协定，降低关税。

这导致了齐国商业的极度繁荣和商人的活跃。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第三个开创，是“宏观管制”。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涨十倍。

在对外贸易，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第四个开创，是“寓税于价，盐铁专营”。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但需要注意的是，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管仲的第五个开创，是“鼓励消费”。

对于古人来说，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只要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