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强有力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将继续释放能量。自雷曼兄弟破产引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为“保增长”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推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中央投资已安排9080亿元，目前半数以上已下达，其中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四川重建）占72，其他占28；自2008年9月16日至2008年12月22日，百日内连续5次下调利率，2009年1~7月信贷投放7.73万亿元；出台了纺织、钢铁、汽车、船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物流、文化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也将出台；实施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车辆购置税减半、降低购房利率和税费、汽车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等消费激励政策等。

这些政策发挥作用一般有半年左右的“滞后期”自今年第二季度政策开始“发威”以来，已有五个多月时间。政策能量的释放还未结束，将至少持续到明年上半年。由于其中部分政策是逐步落实的，因此其发挥作用的时间肯定将持续到明年。可见，未来将近一年时间仍是刺激政策有效作用的时期。

中期震荡集中体现在：自明年年中至2013年年初前后至少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将在保增长、防通胀、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复杂局面中前行，将从“v”形反弹后进入“u”形增长的低谷徘徊阶段，不过“u”形谷底将比“v”形底部要高一些。

中期震荡的理由如下：一是目前的“政策性复苏”难以持续。危机后的复苏可分为“政策性复苏”和“基本面复苏”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依靠政策刺激这种“强心剂”带来的复苏，后者是指依靠治愈危机后新增长点形成带来的复苏。“强心剂”一般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好处是立竿见影和比较“过瘾”坏处是成本高、后遗症多和不可持续。目前所实施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将在明年下半年开始呈现递减趋势。有的政策明年将可能停止实施，若通胀抬头，甚至可能出台反向调整政策。

二是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出口这驾“马车”还在发挥负作用，1~7月，出口同比下降22，估计全年下降20左右。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7.6，但基本为政府投资，社会投资仍显步履蹒跚。2008年民营经济投资增长8，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个百分点。在今年上半年的天量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仅占8.5.住房、汽车以外的非大宗商品消费依然低迷，在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了66，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只占34.实体经济仍然低迷，上半年石油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2.9，工业用电量同比下降5.9（而去年同期增长11.1）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三是全面持续回升的障碍和困难不可低估。首先，人们不愿在危机时静下心来进行真正的思考和治疗，这将推迟经济的全面持续复苏；其次，在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深层次的制度变革难以进行，这将阻碍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和内需的扩大，延缓经济全面持续回升的进程；再次，新增长点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形成新增长点需要技术进步、科技产业化、市场复苏和结构变革等条件，在新增长点形成之前，经济全面持续回升不太可能；最后，新竞争优势的形成也需要时间，中国过去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等，变得越来越弱，在高附加值领域培育新竞争优势还需要不懈努力，这也不利于经济全面持续回升。

四是快速回升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目前经济的快速回升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信心的同时，也带来了如下后遗症：资产价格泡沫已开始出现，通胀预期加重；银行坏账和“政绩工程”增加；产能进一步过剩；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股市和楼市暴涨中，不同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这些后遗症将困扰政府调控，阻碍经济的真正复苏。

正文 第189章 重返故里（35）

长期乐观主要表现为：在这次危机过后，中国将依靠其要素组合等竞争优势，走出“u”形谷底，重回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

长期乐观的理由如下：一是中国正处于结构生产力大释放的时期。所谓结构生产力是指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中所释放的生产力。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大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历史经验这一时期往往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预计将于2025年前后逐步减缓下来，即未来十多年仍是中国发展的黄金（229，10.80，4.95）时期。

二是中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时期。2008年中国人均gddp超过3000美元时，一般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时期。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已开始大规模购买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品，开始大规模进行教育、医疗保健和旅游等消费。而这些消费不仅消费额大，而且消费周期长，消费品升级的空间大，能形成巨大的消费规模。

三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区域一体化，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分工协作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分工协作深化即是生产率和区域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些地区将成为支撑中国未来经济的脊梁。

四是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