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y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