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
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
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c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