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老，你吃了辣还脸上还长包呢，听猫叫还心乱呢。人常常会发育出很多恶习，最常见的就是好为人师和妄自尊大。”

“你英文好不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管我是混蛋还是模范，你觉得我聪明不聪明？”我没有直接回答柳青。

“你很聪明。”

“我能不能吃苦？”

“我觉得你没吃过什么苦。你们这拨人可能底子比我们这拨人好，教育上没耽误过什么，但是我们比你们能吃苦而且吃过苦。”

“错。我很能吃苦。苦其实有很多种。扛大包，卖苦力，是一种苦。这种苦，我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也能吃。反之，我吃的苦，卖苦力的人不一定能吃。《汉书》上记载，董仲舒求学期间‘三年不窥园’，也就是说念书念得入迷，三年以来，花园里天天有姑娘光了p股洗澡，但是董仲舒看都不看一眼。我中学的时候，读到这儿，总是不解。这有什么呀，我也行呀，还好意思记到史书里去让后人追思。上了大学，心智渐开，世事渐杂，我们楼下有姑娘光p股洗澡，我一定会跑去看了。但是，我每天下午五点去自习，晚上一、两点回宿舍睡觉，常年如一。我有我的p股为证。我每每在浴室的镜子里看见我的p股，每每感慨万千，将来有机会，我可以给你看看。别人的p股是圆的，我的p股是方的，这么多年来坐方的，是不弹起来的那种方，p股没有弹性了。别人的p股是白的，我的p股是黑的，这么多年坐黑的，色素坐得沉积了，是白不起来的那种黑。你别笑，别不信，我将来给你看。现在虽然不能给你看我著名的p股，但是我可以给你看我的中指。你看我的中指和你的有什么不同？告诉你，我的中指是弯的。原来没有电脑，写字写多了，用力大了，时间长了，中指就弯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将来一定要看你的p股。你说了这么多，你的英文到底好不好？”

“很好。口语我不敢夸口，我中文太好，思想太复杂，又没交过美国女朋友，英文口头表达不是十分顺畅。在北京呆的时间太久，说话习惯不把嘴张开，英文带北京口音。但是，我初中就能读原文本的《名利场》，患有背字典强迫症，你雇的那个揽生意的洋人，会的英文词汇可能还没有我一半多。”我刚吃完两碗干饭，开始自夸。

“好，我有些专业的英文东西需要找人翻译，我希望能翻译得象中文。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我们爷爷乃乃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利落。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再数，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亮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我只为你做’。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我们在东单大排挡，辛荑发现的一个新地儿，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临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而是走个形式，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象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不十分正当的事情。

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下t，即使不出血也会胯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下t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让人怀疑是否性j过度。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