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船厂回到杭州以后,商毅收到了湖北的战况消息,李定国、李岩等人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击败了清军两万余人,当阵击毙了清军的主将真珠玛喇,取得了一场大胜,而且也粉碎清军对商家军湖北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

看完了战报之后,商毅也十分高兴,自己在湖北布下的这一颗棋子也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了。经过了这次进剿失利之后,淸军恐怕也要头疼一阵子了。现在清军在江北的兵力不足十五万,已经抽调不出足够的再次进剿兵力。而清军在江南虽然有近二十三万的庞大兵力,但却分属于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三部。

而现在阿济格能够直接指挥的兵力不足十万,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吴三桂或尚可喜部去进剿湖北的商家军,但经过了上一次进攻浙江的分兵之后,三部之间己经产生了矛盾,吴三桂和尚可喜己经结成了攻守同盟,并且与江北的耿精忠也遥相呼应,都坚决的执行保存实力的战略,是否愿意出兵,还不好说。

就算是吴三桂或尚可喜真的出兵,他们也未必会努力作战,但南京的兵力必然会被削弱下来,这样商家军就可以立刻出兵,向南京发动进攻,就算不能马上攻下南京,但也可以先扫清南京的外围地区,为下一步收复南京作准备,同时也可以牵制清军对湖北的进攻。

因此商毅也立刻下令,命南京的情报人员、侦察兵都严密监视清军的动静,一但有兵力调动的情况,立刻回报到杭州来,自己也好及时应对。

而这时付责北方情报事务的吴汉生来见商毅,向商毅报告了北京发生的三条消息：首先是摄政王多尔衮发现了祥瑞。原来多尔衮好打猎,居说在三月初,有一次多尔衮在郊外打围,发现了一只白鹿,多尔衮连发三箭不中,白鹿口吐人言道：春仍万物滋生之季,妄开杀猎非仁主所为。而多尔衮当即弃弓下马,拜谢白鹿,表示将下令全国,禁止在春季围猎活动,然后那白鹿立刻化为一道白光升天而去。这一件事己经在北京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

另二条消息就相对隐密一些,一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人分别都向北京清廷上书请令,主动要求统领本部人马去收取四川、云南、两广等地,为大清扫平南方尽力；二是淸廷打算重新启用洪承畴,命他总督河南、湖广、山东、安徽、江苏、江西军政事务。

经过了两年的发展以后,商毅集团在北京的情报网络己经全面铺开,情报人员已多达六十余人,而且以前留在北京的第一批情报人员都己经全部撤回了杭朻,现在在北京的情报人员都是由杭州派遣过去,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分散隐藏到北京的各行业中,分成了四条独立的情报系统,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全部都单线与杭州方面联络。而且通过一番运作之后,还有三个人成功的打入到北京的官场中,虽然现在都是担任的低级官职,但却可以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清廷内部的重大消息动态。

因为这个时代的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都没有后世那么严谨,一般朝廷的重大事都不会有太多的隐瞒,而且又没有无线电台、卫星等传插工具,消息传递的速度佷慢,因此商毅对情报部门的工作要求是,把清廷发生的重大事情及时反应给杭州,让杭州这边早做准备,就是情报部门最大的成功了。

毕竟情报工作是长远之计,不能超之过急,在目前的情况下,商毅并不打算要求情报人员打入淸廷官场的高层,刺探重大的军事机密,或者是策反淸廷内部的人员。至于说搞暗杀、破坏活动更是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决对不做,因为情报部门不是恐怖组织,一但这种行事作风开始,很难收得住。二来无论暗杀破坏活动成不成,都会暴露一批情报组织,对于现在刚刚铺开的情报系统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看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这三条消息之后,商毅也颇感兴趣,第一条就非常有意思,商毅当然知道所谓祥瑞,都是见鬼,什么白鹿、白狐,撑死了也就是个白化动物,而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还和多尔衮扯上关系,不用说这是多尔衮有意谋位,在为自己制造舆论,不过一但多尔衮真的簒位,不管成不成功,都会引发清廷的朝政动荡,对于浙江来说当然是有利付。

而第二条更让商毅高兴,这也说明自己写给吴三桂的那一封信己经起作用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这三个汉族降将与清廷之间的矛盾终于提前了三十余年。当然这种局西并不是就靠商毅那一封信造成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商家军的横空出世,使南方并非一蹶不振,而在这种南北对持之中,一些有一定实力又不甘寂莫的人就会产生一些多余的想法,商毅写给吴三桂的那一封信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恐怕很难拒绝三个汉族降将的请求,因为一担把他们逼急了,清廷也怕他们会倒戈一击。如果清廷真的把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部人马调去平定南方边远地区,对商毅来说,当然是大大的好事,至少在短时间内,三名降将不会和商家军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也需要商家军的存在,来牵制清廷。

只有最后一条让商毅感觉到有些压力,要说清廷对南方危胁最大的人,既不是任何一名满州权贵,也不是三名降将中的一个,恰恰就是这个洪承畴。因为洪承畴本身就极具军政两方面的才干,而且又是明朝高官出身,熟知官场的各种规则,了解汉人的思想观念,懂得怎样消除汉族人的反抗心理,更为重要的是洪承畴是文官出任武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