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借住在好友皮埃尔拉福尔家，既然我已下定了决心，无意与他们争论或者对峙，只是去塞维涅庄园向他们宣告这一决定。他们很震惊，但我说完就离开了，没有与他们交谈。当天我还去了杜波瓦家，向他们道歉，但也没有久留。证物里有塞维涅家的房契，您可以看到，上面已经去掉了我的名字。您也可以查询当时的报纸，这件事是当时的新闻，有不少报道。”

“我们都记得您的果断和勇敢。那么，您是否可以证明塞维涅一家一向反对革命的立场？”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他们依旧是我的亲人，我也无法否认。枢密院的训令、他们互相的通信都是确凿的证据。仅从我个人的角度，枢密院曾以停演我的《巴黎一夜》和雅各?莱格里斯先生的《画家梦》相胁，迫使我答应与杜波瓦小姐的婚约，有相关训令为证。”

“您说得很对，塞维涅先生。不过，为什么您生长在反动的塞维涅家，却如此坚决地与他们决裂呢？您从未公开解释过，我想在座各位一定也都很好奇。”

“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和理智的人，支持革命都是自然的选择。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和各位革命派的先生们一样，在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