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贺对货款的忧虑是实打实的，然而陆鼎元却没有这个顾虑。↖他当然知道自己凑不出百来两货银，更知道徐元佐已经替他们贷好了银子。

虽然要付出一笔不小的利钱，但是风险由别人担了，自己只是跑一趟，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当然，徐贺并不知道。

因为徐元佐没有告诉他。

陆鼎元以为徐元佐肯定跟自己父亲说过了，哪里还会跑去多嘴？

徐元佐还真的是故意不说。

他有感于后世那些成天叫嚷着“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的不懂事小朋友，绝不打算跑到徐贺面前当“圣母”。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真切地知道“冷”，然后跑来跪求衣服被褥。

所以徐元佐全当没有这回事，该吃吃，该喝喝，成天窝在房间里背书。徐母因为大儿子有功于家，这回过年也是下了血本，开了一大口油锅，炸了许多点心。又用上好的糯米粉做了黏糕、团子，敞开了让三个孩子大饱口福。

徐贺嘴上也没有少吃，但终究要嘟囔一声：“来年不过日子了啊。”

这时候徐母就会顶一句：“到时候看家里什么没用，拿出去死当就是了。”

家里最没用的就是徐贺了，所以为了避免大过年吵架，他乖乖走开了。

徐良佐拿了哥哥给的百十来钱，在外头称王称霸；徐文静拿了徐元佐发的十两奖金，并且有不告诉别人的承诺，喜滋滋地存起来当私房钱。整家人除了徐贺长吁短叹，都过上了幸福的年节生活。

到了小年夜这天，徐贺在街上走了一圈，又都是众人夸他家大哥儿有出息，听着气闷。回到家里，却见本地乡绅朱大户正带着儿子离去。

那朱大户眼睛长在额头上，对徐贺只行了半礼，徐贺却着实吓了一跳。

平日这个朱大户看到他可是不理不睬，视作无物的！今天竟然主动行礼，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徐贺跟朱大户也没话说，快步进了家门，看到徐元佐正要上楼，桌子上却堆着四个彩纸包的礼物，粗一看便有绫罗绸缎和胭脂水粉。

“那朱大户与我家素无往来，今日为了何事竟送了这么多礼物？”徐贺叫住徐元佐，劈头问道。

“他是和春堂的会首，当然是要来见见我的。”徐元佐理所当然道。

徐贺“哈”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你知道和春堂是干嘛的么？”

“本以为是卖药的，没想到竟然是个堂会。”徐元佐也不隐瞒。

刚才朱大户过来，自报家门，徐元佐的确当他是开药铺医馆的。在他的理解中，自从张仲景之后，医院药铺不都叫某某堂么？

谁知道这个堂却跟他恩师何心隐的“萃合堂”一样，是个民间自治组织。

朱元璋是小民出身，最知道地方上的情弊。在所有活不下去的原因之中，胥吏差役的骚扰排在前列。

因为朝中大佬在制定国策税务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杀鸡取卵，而是要给百姓留足生活生产资料，否则百姓饿了要造反，他们最为吃亏。

而地方胥吏都是些鼠辈，只有寸光，没有远见。地方官员又都是外来户，三年考满就走，更关心自己的政绩考成。如此一来，官吏相逼，百姓便生活在水火之中了。

鉴于此，英明伟大的洪武大帝便定了规矩，总结成一句话，便是脍炙人口的“皇权不下乡”！

皇帝既然主动放弃了基层政权建设，而县官的控制权又出不了县城，那么更为广大的乡镇村落靠谁管呢？

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大明的社会组织：

户是大明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则称为甲首。各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称为畸零户。

十名里长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地方上有甲十户的，名作“全图”。如果正好凑不够十户的，或是四五户，或是五六户，都名半图。

在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应该向县令报告的乡官，自己也很少进城。到了完税季节，县里吏员下来督粮，他们帮着完成；平日乡邻街坊之间有个小纠纷，加以调解做个公道；再就是人家立个买卖契书，当个中人见证。只从简单的社会活动而言，皇权也的确没必要下乡。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渐渐发现自己乡邻之中有些人比别人都要厉害一些。或是有了功名在身，或是经商赚多了钱。还有些里长因为掌握了公权力，也渐渐学会了怎么欺压别人。

于是这些人便决定另选一个不怎么强势的人当里长——这个职位若是没有强势宗族的支持，非但毫无权力可言，收不到粮食的时候还要自己贴补。这也是当初朱元璋让粮多者当里长的原因。

这种几乎是被逼当里长的里长，自然管不了其他人，于是新的地方自治组织就在乡绅、富家、大地主之间形成了。

最初他们的产生是为了乡梓造福，比如一起出资建个义仓，或是修个水渠，或是弄个义塾……因为他们自觉承担了义务，百姓自然要给他们权力——虽然他们本身已经有了权力。

于是这些人渐渐组建起堂会，制定乡规民约，收取税收，安排杂役，应付县官的各种要求。鉴于他们的身份，县官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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