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插嘴，他所受的训练都让他尽量杜绝一切情绪化的发言，但他还是对路德维希毫不掩饰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可以选……我也想试试上大学。”

对于赫尔曼的假设，路德维希好像陷入了某种沉思，最后他似乎在自己与赫尔曼的观点中选取了一个折衷点结束了他们之间有些奇怪的对话。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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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酒馆事件的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整个事情没有任何阴谋可言，那个挥舞餐刀行刺的人完全是在酒精的作用下，临时起意想要报复那些带走他那个有着犹太血统的恋人的那些德国人而已。这场闹剧尽管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但路德维希仍要为他在事件当中欠妥的处置方式接受内部质询，弗雷德里希少校亲自负责此事。

整个质询是在路德维希的办公室进行的，显而易见这并不符合规定，但弗雷德里希少校坚持如此。由于质询过程中的对话内容绝对保密，因此赫尔曼只在最后需要他的证词时被要求加入两人的谈话中。

赫尔曼进入房间时，顶灯是关闭的但窗户没有，米色的窗帘在风的作用下微微摆动，路德维希背对着门站在弗雷德里希面前将自己的伤手递给他看。从赫尔曼的角度，坐在椅子上的弗雷德里希的头似乎埋得很低，路德维希的背影几乎将坐在椅子上的人全部遮住了，赫尔曼只能想象弗雷德里希正像个医生一样在为路德维希检查他的伤口。

相较与路德维希那冗长而细致的谈话，弗雷德里希向赫尔曼提出的问题就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并且无论赫尔曼的回答确定与不确定他都照单全收，没有任何深究的热情。最终，弗雷德里希将速记本上写满了字的那一页撕下来揣进自己的口袋，他站起来充满官方做派的向路德维希与赫尔曼表示一切到此为止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赫尔曼又能从弗雷德里希那称得上愉快的神态中感觉到，自己与路德维希，当然主要是路德维希“问题不大”这个讯息。

从那之后局里对路德维希的评价都一直在两个极端上来回碰撞，有人耻笑他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但又有人指出是他第一时间为女士挡下了刀。然而路德维希好像根本不在乎，他既不承认也不反对的态度，让高层对他颇有微词。然而这也仅仅限于私下的不耐烦，尽管之前赫尔曼也曾有所耳闻，但借由路德维希受伤他才真正明白法肯豪森这个名字是多么的具有威力，那强悍威慑的余波甚至也能在遥远的维也纳荡起涟漪。

然而，路德维希从未主动对赫尔曼提过自己那分别在西线与波罗的海作战的父亲与兄长，就好像稍微瞥一眼这两个法肯豪森英勇的光辉就要将他自己灼伤一般。路德维希消极的回避所有关于父兄的消息，赫尔曼甚至被他指示一切来自法肯豪森的电报与信件都不必送给他，当赫尔曼疑惑不解还要询问之时，路德维希立即作出了更强硬的表态。

“就地销毁。”

事实上，如果准许赫尔曼以个人的角度对此进行评论，他也觉得应该给路德维希“看一看来自自己父亲与兄长来信”的建议——这是赫尔曼在仔细阅读过每一封被路德维希弃之敝履的来信后所作出的判断。尽管未经允许拆阅他人信件让赫尔曼在道德层面完全站不住脚，但客观来说观察、评估以及汇报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单就观察为例，能够获取的讯息来源当然是越广泛越好——这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这只是赫尔曼的工作。

路德维希表现得就像一个不服管教而离家出走的纨绔子弟，他一面恬不知耻的享受家族给他带来的诸多便利，一面又惺惺作态的控诉家族加诸在他身上的枷锁。在那个让他受伤虚弱的夜晚，赫尔曼从路德维希身上隐约感受到的那种蓬勃向上属于青年人的朝气只不过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简直让人怀疑那是否真的存在过。

但不管怎样，赫尔曼依然在尽职尽责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他认为就目前所获的材料而言，或许已足够拟出一份较为可信的报告。然而，在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的直觉作用下，他又自作主张的将这个汇报期限稍微往后推延了。

关于他的自作主张，赫尔曼很难保证自己从未有过后悔，但他却自始至终都不认为那个迟延的决定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唯一需要承认的，事情正是从那个夏天开始失控的。如果一定要一个更为精确的时间点，赫尔曼认为要从他与路德维希以及其他几个的党卫军同事去费希特休假算起。

在真正踏上这趟旅行前，赫尔曼照例对上面进行了请示，而他所得到的回复也一如既往的只是几个让他注意情况的暗码。赫尔曼清楚的记得，在39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新的任务指令，在最开始他认为这或许是情况变化后需要他保持隐蔽的一种惯常处理模式，但后来他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价值就像奥地利对他祖国的价值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无足轻重起来。

路德维希他们受邀前往的是维也纳郊区的费希特庄园，原本是一所荒废修道院的费希特被某个犹太富商改成了夏季别墅，现在这里属于一位高级军官的情妇。为了将党卫军的军官们一起送到目的地，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辆改造过的敞篷汽车，赫尔曼负责为路德维希他们开车。

这辆印有纳粹标志的黑色汽车一旦驶离城区，车上的年轻人们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