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刘荃已经在上朝前就与他议过此事，恳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希望自己的帝师能够在朝堂之上支持他的决定。

蔡鹏初时有些犹豫，思虑一番过后，才答应了新帝的要求。

他以为刘荃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思念承皇帝，毕竟少主乃是先帝唯一的儿子，父子俩又确实经历了种种磨难，感情甚笃。

不过他并不知道的是，刘炘确实对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甚好，好到连他死后儿子要如何给父皇守孝，先帝都已经跟当时还是太子的刘荃吩咐得清清楚楚。

少主如今不过十四岁，无论文治武功都不显眼，临朝都不过数月，还是个顶新的新手，更不用说做出什么丰功伟绩，能够证明新帝有治国之才。

若要让天下归服，实干路线显然要走很长时间才有效果，所以只能另辟蹊径。

既然刘荃是以仁孝之名即位，那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品德表现到极致——要仁就至仁，要孝就至孝！

如果和其他继位的新帝一样，为先帝守孝二十七日，那显然不能表现刘荃的“至孝”，所以他要主动提出结庐三年，让天下人都看到帝王的诚意。

若是这件事放在任何别的成年皇帝身上，都是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拿孝期中必须遵守的一件事来论，就已经极难遵守了。

既然是结庐守重孝，那就肯定不能宠幸嫔妃，更不能与她们生育皇子，这对于子嗣多多益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放在刘荃身上，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毕竟他年纪尚轻，哪怕是三年之后也不过十七岁，放在寻常人家，现在就谈人伦之事，确实为过早。

更何况他原本就体弱，太早行房事更是有损精气，还不如借这个机会继续调养，“养精蓄锐”，三年之后再与嫔妃生育子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刘荃的出身，在某种程度上其实算是有污点的——因为他的外家徐氏，可是参与了谋逆的罪人。

所以这个时候，新帝就更要想办法营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来消除外家谋逆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先帝此计若是只针对刘荃一人，那还谈不上一箭双雕的绝策……

他真正要防范的，始终有摄政王刘煜。

宾天前亲自用那道“可取而代之”的口谕把煜亲王这个新帝的皇叔置于尴尬为难的境地，再让刘荃用孝作为武器，抵御可能有不臣之心的皇叔。

不论是反王造反，还是皇族夺嫡，无论再怎么牵强附会，也要“师出有名”。

要么是清君侧、治小人，要么控诉暴君如何残暴不仁、不敬祖训、倒行逆施……总之造反的人必须要给天下人和后世一个理由，证明“不是他要造反，而是他不得不反啊”。

现在新帝至孝，愿为承皇帝守孝三年，乃是天下的表率，若有人在圣上为先帝守孝的时候造反，实在难有理由“师出有名”。

因为造反者不能跟天下人说，那个乖乖给先帝守孝、而且还守孝三年的皇帝是个暴君、是个昏君。

换言之，孝期不仅能给刘荃树立一个仁孝的好形象，而且还形成了一道盔甲。

哪怕煜亲王确有不臣之心，也不敢在这个时期轻举妄动，而要寻找到更为“合理”的借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足以让煜亲王头疼很久。

而且等到三年孝期一过，煜亲王就更难以帝王本身的瑕疵入手来创造这个借口了。

就好像七出三不去中，“与更三年丧者”不可去一样，给父母守了三年孝的女人不能随意被出妇，给先帝守了三年孝的帝王德行好，口碑佳，就更不好随意去推翻了。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造反的人不像厉皇帝刘焜那样是个随心所欲的疯子。

看煜亲王以往的表现，在他被魇症缠身、最有可能发疯的时候都没有疯，现在魇病都好了，那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

这背后的故事怎样曲折，众臣并不知晓……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在新帝说出一个决定的时候，表明自己该有的态度。

丁灏见煜亲王不表态，已经习惯，所以并不觉得奇怪。但他见百官之首的蔡鹏也按兵不动，还以为中书令在默默思考该如何劝说陛下，于是心中微动。

他与蔡鹏虽皆为顾命大臣，但在先帝和陛下面前，自己不如蔡鹏得到上位者看重，却是事实。

位极人臣，当然也是所有为官者的心愿，但想办法在陛下心中占据更多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好好筹谋，步步为营。

蔡鹏曾在京中为官，后去偏远贫瘠之地辗转多年，以博学见长，可教导殿下史书国策。

他自己则从地方大员一路回到天京，出身世家，深谙为官之道，也熟识各级政务，将来可辅助君王处理实务。

只不过天子眼下才十四岁，离真正的亲政还早了些，所以学习显然是他现阶段更重要的事情，身为帝师的蔡大人比丁大人更得圣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丁大人觉得，这种情况，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总要有些变化才行。

丁灏觉得，刘荃不像先帝，他并非心思深沉之人，而且年纪尚小，心思单纯，耳根也比较软，这时候在他身边的臣子必须表现得稍微强势一点，让其心生崇敬，才更容易得到陛下的注意和信任。

所以听了陛下之言，丁灏迅速在心中形成腹稿，趁蔡鹏还未出声，就抢占先机。

但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