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去的。而河南至少在民国时期绝对算不上是一块好地，四战之地偏又无险可守、人口稠密偏又灾害频发，想把经济搞起来不是一般地困难。

“现在来看，或许那位‘汤司令’的历史评价也未必完全公允，毕竟他也就在驻军河南的时候名声特差，而河南早在他来之前就已经是全国最乱、最穷的省份之一了。像江浙那种富庶的省份，就算当官的贪一点，老百姓也吃得消，而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的河南，只要吏治稍微**一点、甚至哪怕官员虽然清廉但却能力不足，也一样会大面积地饿死人，于是汤恩伯的恶行就被无限放大了……”，胡卫东不禁慨叹道，他自然知道，历史上即使是解放以后，河南经济也一直居于全国下游，可见要将河南经济搞起来，难度该有多大？

不过胡卫东面临的困难比起后世的焦裕禄与张钦礼（焦裕禄的助手与继任者）来，还是小了很多，一是花园口决堤还未发生，河南除了灾害多些，土质还算可以；二是有了后世治理河南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引黄灌淤”；三是红十五军在之前的战斗中缴获颇丰，手上的资金和物资较为充裕，而根据地却没有盲目扩张，全据豫西除洛阳与孟津县之外的19个县后便暂时停下了脚步，钱多地盘小，想要将经济搞起来自然就容易多了。此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河南的状况本来就已经差到了极点，胡卫东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成绩来百姓都会感恩戴德，而有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工作自然会越来越好做，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愈发支持，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每打下一块新地盘，首先要做的就是土改，但河南的情况却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这里乱了几十年，占地较多的大地主们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土地兼并的问题倒不严重，真正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的主要是四个问题——苛政贪官、兵连祸结、盗匪蜂起、灾害连年。

第一个问题红军一到就基本得到了解决，赤色党的干部之中虽然也有好有坏，但至少在清廉方面，平均水平比现在的国民党绝对要好得多了。而在各项政策（尤其是兵役制度）上，至少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也比国府的要好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指河南作为军阀混战的最主要战场，全省百姓无不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光是中原大战期间，河南死于战祸的百姓就多达200余万人。但豫西苏区的地形十分特别，既易守难攻却又交通便利，军事价值与经济价值兼具，洛阳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成为di du也正是为此。虽然比起燕山之险，洛阳四围的山脉只能算是丘陵，但在要害处修筑永固、甚至只是土木工事，都足以令豫西苏区固若金汤，即使日后小鬼子的主力部队打来了也难以越过雷池一步，而那些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在自己力量足够之前，胡卫东是不会去碰的，当然被苏区围在其中的洛阳是个例外，碗里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合适罢了……

第三个问题前文已经详述，就不再废话了……

第四个问题则是重中之重，如今黄泛区还未出现，河南最常见的灾害主要是水灾、旱灾以及旱灾次生的蝗灾。之所以水旱灾害频发，一是因为气候问题，比如豫西地区降水就一直偏少，所以动不动就是旱灾，二是因为河南现在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为零，因此后世一些根本算不上灾害的降水过多或是过少都会导致田地减产乃至绝收。至于危害更大的蝗灾，一方面是因为旱灾频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农民缺乏农药和各种防治蝗灾的知识，才会频繁为祸。

对于气候胡卫东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农田水利建设他多少还懂得一点，而且这种事情其实技术含量不高（因为由于抗战在即，节水灌溉暂时搞不了，而渠灌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会了。），只要政能够出面将农民组织起来，想要做好也不是很难，而组织群众恰恰是赤色党擅长而国民党不擅长的，即使其中稍微麻烦一点的“引黄灌淤”，也只是多耗一些人工和时间而已。而蝗灾等病虫害的防范，胡卫东一方面让巩县兵工厂原先生产毒气的“新厂”试制几种他印象中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一方面组织农民多养家禽，同时禁止捕杀各种鸟类、蛙类等有益生物，以起到生物防治的作用，这些后来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胡卫东还组织浙大生物系的老师与学生定期不定期地下乡给农民们普及基础的农业科技知识，再加上苏区磷肥厂与钾肥厂的陆续投产，令36年的豫西苏区迎来了几十年未遇的大丰收。但考虑到抗战在即，以及历史上1942年那次可怕的中原大饥荒（仅河南就至少饿死300万人），胡卫东一直都没停止外购粮食。

虽然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河南人口实在太过稠密，35年时人均耕地不过2亩出头，即使为了追求总产量而精耕细作，农业劳动力也严重过剩了，毕竟即使用牛耕，在不影响单产的前提下，一个熟练的壮劳力也足以耕种30亩的单作物田地或是15亩的多作物田地。为了利用这些闲置下来的劳动力，胡卫东在大搞农村合作化（注1）与民兵建设的同时，大量招雇青壮年农民进入工矿企业工作或是兴建公共工程，另外那些保密级数不高的军事建筑也都由这些“农民工”来完成，在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劳动力、加速各项建设的同时